日本经济发展史摘要:1955-1980年高速增长时代

【2010年04月 嘉肯行业研究部】

高速增长时代（1956-1970年）

1955年是日本经济发展史上被视为“界标”的一个年份。战后的日本经济，在这一年物价已完全稳定，经济确立了新的出口工业基础，并实现了年均近10%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这种不伴随物价上升的企业收益增加，带动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投资。

在这段时期，“设备投资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持续近6年，并引发了“投资引致投资”的空前繁荣，日本经济力量出现了极大的飞跃。

1955-1959年实际国民总产值年均增长率约8%，民间设备投资增长从1956年开始，到1960年呈现出近40%的高增长率。年均增长率约17%，这背后也得益于美国对日本市场的技术开放，能够方便新技术引进，日本在1955年前后出台的产业政策主要有：合成纤维、瓦斯、醋酸纤维、飞机、水泥、合成树脂、石油化学、机械工业、合成橡胶、电子工业、城市煤气和钢铁等。

进入6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进一步加快，1960-1964年期间，日本GDP年均增速提高至12%，设备投资增速为20.3%。

民间设备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钢铁行业、电力工业和重化学工业，投资的活跃化和大型化是5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的特征，依靠这种现代化投资，日本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加工工程的多层化得以顺利进展，为60年代的正规增长铺平了道路。

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公布“收入倍增政策”高方案内容是在1961-1970年度十年中，将维持平均7.2%的年增长率，实际国民收入提高1倍。为达成这一目标，日本将有计划地分配公共投资，充实道路、港湾、城市基盘等社会资本；其次努力开发人才资源，在激励国民独创和革新的同时，减少统制，以诱导民间经济的自生性的增长；再次，尽力消除农工之间、地区之间、规模之间的差别。并削减农业人口。

与之配套的是1961年6月颁布《农业基本法》终极目标是消除农业与其他产业在生产上的差别，以提高农业的生产性能。另外以《农业基本法》为准绳，同年出台了《农业现代化资金补助法》由国家支付明文规定的利息，当农户及农业互助小组向现代化工业进行投资时，以促进农业发展。

经济向低速增长增长过渡（1970-1980年）

进入70年代，由于外部受石油危机的影响，内部经济的投资推动型进入了瓶颈，日本经济由高速发展阶段步入低速发展阶段，1973-180年，年均增长率为3.7%，仍高于同期的美国（2.2%）和欧洲发达国家。

在1970年前后，日本进口来源国美国的通货膨胀加剧，带动日本批发物价上涨，但日本政府担心通胀加速，以稳定物价为目的，提高了公定利率，转变为紧缩金融。这种紧缩金融增加了国际收支不均衡的幅度，提高了外汇储备，但却牺牲了消费、工厂、机械和住宅产业领域发展等。另外紧缩政策扭曲了国内资源分配，扰乱了收入分配，钢铁、机械、造船和汽车等出口产业得到过分的资源分配，业绩可观。而依赖进口原材料的电池、电缆、轮胎和食品加工等行业备受打击。

为了纠正这些扭曲，本应尽早实行日元升值，但政府竟然完全不考虑日元升值，将日元升值看着坏事。许多有识之士对日元升值持消极态度。使得日本失去了一次日元温和阶梯式稳步升值的机会。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外部因素

外部环境优化：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日本与美国签署旧金山合约，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和政治管制放松，并对日本开放技术市场，包括对美国软件技术引进，如积极引进IE(进出口)、作业研究、工厂管理、QC(品质管理)、OR(货主承担风险)、原价管理等经营管理方法。日本在1955年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发展目标明确：日本确定贸易立国的国策，提倡现代重商主义。积极加入各种国际经济和贸易组织。

另外，战后日本几乎放弃了对军事和政治自主的要求，保守派低调的政治主张以及全心谋求经济大国的抱负。使得日本能够经济发展有一个系统和稳定的政治环境。

高速发展过程中政治体制的保障：日本1955年政治体制虽然存在保守联合党与社会党两大政党制，但实际却是由保守党长期政权。两党从形态上看，均着眼于长期保守政权的确立，分歧只是在于从保守与革新的对立。实际上是保守政权的一党制。保守派通过协调对美关系，使政治问题淡化，通过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追求经济大国化。政府“将产业的发展放在最优先地位的政治意志”。与以民间大企业为核心形成的所为财界意向基本是一致的。财界是指战后经过重新组合的中央经济团体，即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经营者联盟，日本工商会议所，经济同友会等大企业经营者的集团。财界的4大团体以保守联盟来谋求政治稳定，以保障经济计划的可持续性。他们参与了政府的各种审议会，又设立“经济再建恳谈会”将财界的政治捐款一元化，从资金方面支援了保守政权自民党的政治活动。

劳动力充裕：日本战后15年来，由于复原、撤还、征用解除等原因，日本劳动力一直处于过剩状态，企业可以自由定价工资，在60年代，日本同等工种工人工资只有美国和英国的24-40%之间。直到1960年前后，这种过剩状态逐渐发生变化，开始出现了人手不足现象。当时日本已经完成义务教育学业50%以上的人，升入了高中，而女子劳动力比例开始出现了下滑倾向。因为收入增加后，主妇劳动力逐渐退出了原来的“低收入多就业”倾向的劳动力市场。另外农村劳动力人口也急剧向城市转移。

企业竞争模式：日本经济体系结构中的财阀模式，三菱，三井和住友等旧式财阀在旧金山合约后得以新生，财阀企业形成了以股权相互所有，联属企业融资，委派企业领导为基础的企业集团，在这些集团内部，还组建了公司经理会。旧财阀系中属于企业集团的企业，都是各个产业的垄断企业，70%的行业的前3家企业都是属于8大旧财阀系企业。虽然企业规模出现了平均化倾向，但正是这些企业结成了集团，形成了财阀复苏。
旧财阀有：三井系、三菱系、日产系、住友系、浅野系、日氨系、安田系和古河系。

这种财阀企业集团模式好坏众说纷纭，一般认为，企业集团的经济技能是以分红来增加利润，通过银行来获取本系统企业的利润，企业间实行相互保险，利用商业信息创造价值等。但对于企业集团中的成员企业来说，经营的自主性有了保证，有一个雄厚的资本支持，也避免了过渡竞争。

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和谐因素

由劳资关系引发的罢工与争议事件：1952年10月日本持续两个月的煤矿工人大罢工。日本围绕三井矿山三池矿业局的裁减人员事件中，爆发了由暴力团刺杀工人工会委员的恶性事件以引发的流血事件。另外激烈的争议事件还有东芝争议（1949年）、日立争议（1950年）、电产争议（1952年）和近江绢丝争议（1954年）。

在大城市，工业城市出现了高速增长所造成的种种“扭曲”，导致了居民爆发的“反对公害”等居民运动。
日本高速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一为通货膨胀，此外还产生了系列的公害及交通事故等攸关人命的负面影响。

通货膨胀-消费物价于1960年前后以年率5%的幅度持续上涨，出现了所谓的“爬行式通货膨胀”。尽管1965年不景气，消费物价仍显示出6.4%的上升率，在1969年和1970年，也分别具有6.4%和7.3%的高通胀率。一些消费者明显感觉到收入增加了，但生活没啥变化，反而更紧了。真正的通货膨胀，始于1972年秋，由于1973年石油危机而更加激化。1974年通胀率高达20%以上。工资与物价螺旋式攀升。

其二是工业污染。特别是工业城市的污染早在高速增长时期的初期就已经开始，在1956-1960年5年平均数来说，大阪的烟尘全年有125一案，东京全年有62天。

其三是生产和商品公害。开始于60年，企业可以自由活动，公害物质排出几乎不受限制，在重化学工业集中的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大气污染与水质污浊。如东京慢性铅中毒患者多发案，光化学烟尘公害使41名高中学生在操场晕倒的时间。以致国外研究员写到：“在60年代末期，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

日本在1970年后开始完备各项公害政策制度，提高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增加为防止公害而增加的投资。在低速增长时期防止公害的费用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似乎可以看着是使整整一代日本人的生活模式发生了巨变的“高速增长”这出经济大剧应付的费用。

经济高速增长延伸的社会变化

城市化

在高速增长时期，人口向城市圈集中式急剧和大规模的，如从1955-1970年的15年间，首都圈，中京圈和近畿圈三个大都市权的实际在册人口增加了1500万。全日本城镇化率有56%提高到72%。

这种人口向城市集中的现象，不仅派生了大城市固有的生活方式，而且将信息传播到地方城市，使那里的人们心向往之。这进一步促使大量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另外，对农业的补助以及工业化政策也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动因之一，日本农业机械化、稻米的减产和大规模的畜产，以及农产品进口等一系列变化，使得日本出现了所谓的“三老农业”老妈妈、老爷爷和老奶奶劳动力结构。

在城市圈，由于收入的增加，消费和业余时间增多，以及信息媒介普及，“划一化”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大量生产，大规模宣传，大量贩卖与大量消费相互结合。从而消弱了国民的阶层结构。引发了日本经济的“消费革命”现象。

工资收入

日本在1954年提出定期提薪制度：在维持提薪基准线的前提下，每个职工的工资改由人事科评定后调整，增加。目的在于既能稳定工资水准，又能管理其提升。

50年代中期，大企业采取的将当年的应届毕业生定期，一揽子录用，使之在同一企业长期连续服务的例行做法相配合，逐步形成了以年头与贡献来决定工资的年功序列型工资制度。

1961年日本制造业劳动力平均工资为35,000日元（合人民币2,578元）；1973年日本平均月工资为92,830日元（折合人民币6,839元），到1983年平均月工资为244,670日元（合人民币18,025元）。
制造业难劳动力的定期工资（单位：前日元）

而同期1961-1970年和1971-1980年，每10年间消费者物价分别上涨0.7倍和1.2倍。

地价上涨

始于1970年前后的农地价格急剧上升，不是农业用地需求高涨所致，而是由于公共投资，兴建住宅和工厂或投机性目的扩大了对农地的需求。

日本1955-1975年农地价格变化（单位：每10公亩千日元）

从日元的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地价的增速相对平稳和缓慢，但在后期增速明显加快，另外，城市地价涨幅要远远高于农地价格涨幅。在1975年城市平均地价涨幅比1955年提高了26.9倍。要远远高于同期GDP涨幅。

有文献记录：在1986年地价猛涨前不久，如购买居住面积为83平方米的住宅，在日本需要支出5.6年的年收入（1985年）。在西德需支出4.9年的年收入（1984年），在法国需支出2.5年的年收入（1983年），在美国需支出1.8年的年收入（1982年）。

在1955-1968年间，GDP国民生产宗旨上升了1.9倍，住宅建筑材料上升了1.7-2.4倍。但同时期住宅区上涨了9.6倍，而在核心的六大城市，上涨了12.9倍。

当时的日本，一方面可利用的人居土地偏小，另外一方面，住宅用土地的供给，因处于投机的动机总是控制在低水准上，本来土地供给的价格弹性就小，遇到社会资本扩充（铺设上小水官道，开通铁路等）或高速增长时期土地的资产价格因住宅需求增加而增大，其资本收益大部分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于是人们对土地资产价值的预期也予以强烈。土地因此成为投机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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